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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星级:★★★★★3.0 级别:优质论文选题 范畴:本科自考论文 论文范文编号:fanwen066228 期刊发表:省级 全文字数:2000字 投稿作者:dsqrbk 审稿编辑:权威学者 阅读次数:3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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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铁路职工教育论文范文参考:民国时期铁路工人群体研究

中国近代铁路工人是伴随着铁路的修筑、运营产生的,从职业上而言,铁路工人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之外,还有来自其它行业的技术工人、没有固定职业的城市居民和学生;从地域上而言,非技术工人以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为主要来源,技术工人大多来自广东、上海、福州、天津等地区.民国初年,铁路工人就有五六万人,其中,以20-30岁者最多,此后,铁路工人的数目在不断增多,到20世纪30年代,各种铁路工人总数已达23万之多,铁路工人的年龄结构也趋于合理化.铁路工人文盲人数多,教育程度较低.

铁路工人的工作种类多种多样,根据铁路工人的管理部门、工作场所、技术程度和雇用性质,可以把他们分为不同的类别.铁路工人,工作性质不同,工作时间、工作环境也有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但只限于铁路工厂工人.与其它行业工人相比,铁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相对较少.民国时期,铁路的设备落后、管理的混乱和政治的动荡不安,铁路工人在工作中有诸多风险,主要有行车事变、盗匪抢劫、军事人员的横行和铁路施工中的风险.

在铁路工人的收入中,工资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各铁路由于营业状况不同,工人的工资也高低不等,整体上随着社会的发展,铁路工人的工资也在不断的增长.铁路工人人数众多,收入高低不等,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差别较大.一般而言,家庭收入较高,其生活程度就比较优越,反之,则生活比较困难.但同时,工人的家庭负担程度,各地的物价和风俗习惯对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也产生重要影响.民国时期,铁路工人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同为铁路工人的亲戚、朋友及其同乡,其婚姻同传统的婚姻已有所不同,体现了一定现代性,铁路工人由于卫生条件较差,得病者较多,各铁路都设有医院,工人可免费医治.娱乐在工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工人受收入所限,大多选择花费少、甚至不花钱的娱乐项目.

民国时期,铁路工人的组织主要有工会和员工消费合作社,前者是一工人改善自己地位的政治性、经济性组织,后者乃纯粹经济性组织.北洋时期,各铁路相继组建工会,1924年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各工会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为谋取工人的整体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发展铁路事业,改善铁路员工的生活,大力推行铁路员工消费合作事业.各铁路员工消费合作社相继成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增加了营业利润,改善了社员的生活,传播了合作思想.

铁路工人人数众多,且组织力强,民国时期的主政者,为了巩固其统治,有时采取措施来扶助工人.国家政权从宏观上对铁路工人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管理,组织管理,思想教化等手段来进行的,此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还发动新生活运动,来影响铁路工人的衣食住行.民国时期,铁路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政权及主要政治力量对其生活的影响,进而表现出对国家政权及主要政治力量的态度.

整体而言,铁路工人人数多,组织程度高,力量大:种类多,工资收入差距大,整体待遇较优;绝少女工,较少14岁以下的童工,年龄结构趋于合理;有很强的爱国意识.铁路工人群体是随着近代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其本身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他们的发展和壮大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变迁.

第二篇铁路职工教育论文样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927-1937)

民国前期,伴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起步,我国劳工数量增长迅速.他们集中分布在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他们工作时间长,工资微薄,还要面临着工伤、疾病、生育、失业等现代劳动风险.同时人口的流动与家庭结构的变化削弱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因此新型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成为必要.此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劳工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立法解决劳动风险问题已成为国际共识,这种观念随着“欧风美雨”传入中国,并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因而为社会各界认同.知识界通过翻译与介绍国外的社会保障思想与制度、提出自己对社会保障的见解影响了社会舆论,以 、国民党为主的政治党派、以中华总工会为代表的劳工团体在活动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保障目标,劳工群体也通过罢工表达自己的社会保障诉求.

在此背景下,民国政府开始了劳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创建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北京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尝试阶段(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北京政府开始了含有社会保障内容的劳工立法尝试,地方各政权的劳工立法也有一些相关内容.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立法并没有得到实施.第二,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酝酿阶段(1927年4月至1929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组织《劳动法典》的起草.但因为立法方针的变化最终没有出台.工商部作为主管机关先行进行《工厂法草案》的拟定,草案中包含有工伤、生育、失业、福利等保障内容.草案在起草和征询社会意见时,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第三,南京国民政府劳工社会保障立法的出台及修正阶段(1929年12月至1937年7月).1929年12月《工厂法》公布后,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应.在社会保障方面,地方劳工行政机关、资方团体、劳工团体等纷纷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法律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解释和修改.1932年12月《修正工厂法》公布,保障范围及保障项目等内容都有所变化.此时期,出台了失业保障及劳工福利方面的法规.铁路、交通、矿业劳工等特殊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陆续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不同的行业基础上,包括工业矿业劳工、铁路劳工、交通劳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工矿业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工伤、疾病、失业、生育和福利保障等五部分.铁路劳工的制度包括工伤、疾病、失业、养老、福利保障五部分.交通劳工的制度又包括交通职工福利,电政劳工的养老、疾病、工伤保障,邮政劳工的养老、疾病、工伤、失业保障等内容.就社会保障待遇总体情况而言,项目最全、保障水平最高者为铁路劳工.就各种保障项目的内容来看,工伤保障规定最为详细具体.就制度的模式来说,都属于雇主责任制的社会保障模式,其特点是:劳工社会保障立法仍在劳工立法范畴内,并未有完全独立出来;雇主独自承担责任,风险不能分摊;作为一种工业化初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它有朝向社会保险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在制度建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建立了劳工行政机关,管理包括劳工社会保障在内的劳工事务.在工矿业劳工方面,管理机关先后为劳工局、工商部、实业部,在铁路劳工方面为铁道部,在交通劳工方面为交通部.这些部门设置了分管具体工作的机构.主管工矿业劳工事务的实业部实施了工厂检查制度,督促包括劳工社会保障内容的《工厂法》的实施.工厂检查制度规定了《工厂法》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分为五期实施,至抗日战争爆发,五期实施程序中,全国大部分完成了含有工伤保障内容的第一期检查.但工厂检查在租界遇到阻碍.

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制度覆盖约有76万工人.制度在不同行业间的实施状况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国有铁路及交通劳工中,制度的各种项目都得到较好的实施,劳工受到工伤后,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医疗期的工资、工伤残废抚恤、工伤死亡抚恤和丧葬金等待遇;在疾病时,可以在路局所属医院或委托医院享有基本免费医疗、病假、病假工资、病故抚恤等待遇:在达到退休年龄和服务年限条件后,享有退休金待遇.在工矿业方面,在全国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厂矿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劳工保障.当劳工遇到特定风险,如工伤时,也有一定的待遇.这些待遇的水平一般没有明文规定,厂矿往往根据劳工工伤的情况及自己的负担能力酌情给予补贴.但在一些大型的或新型的厂矿中,劳工的风险通过厂矿规则有了较为明确的保障,在全国几千家符合制度的厂矿中,有此种规则与设施者约有数百家.但这些厂矿保障项目和水平并没有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就各种保障项目比较来看,工伤保障实施情况最为良好,几乎所有实施了制度的厂矿都有此种待遇.其它项目相对较差.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劳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外源性现代化的社会背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发育不足,制度的建立更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外来挑战下执政党激进的现代化理念、国共斗争背景下国民党的劳工政策目标、新建政权获得国际社会了解和认可的目的等因素促使制度在短期内建立,同时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模式的选择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外源性现代化背景下,澳门金沙平台网址经济承受能力差、政府承担责任能力不足、相关责任主体认识不到位等不利因素导致了制度的实施困境.虽然制度的建立顺应了劳工社会保障现代化的潮流,但它未能与内部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所以没有得到实际的运行效果.

第三篇铁路职工教育论文范文模板:国民政府铁道部研究

制度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合理、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是举足轻重.铁道部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组织创新,成为近代中国铁路制度变革的主角,它对近代中国铁路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文章以历史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详述了铁道部存续近十年间各项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并就其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行探讨,评判其历史地位.文章以制度变迁贯穿全文,由部制的变迁、建构、效益及评述四个部分构成.

部制的变迁与沿革阐述了铁路专管部制建立的历史动力诉求、铁道部酝酿与成立过程、铁道部发展的三个时期以及铁路专管部制的终结与历史因素.铁道部相承了近代中国铁路管理机构发展趋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迎合了政治上的诉求.铁道部的组织完备与部务交接是整合部权的开始.铁道部发展十年间,管理层更迭频繁,其中以孙科、顾孟余和张嘉璈为要.铁道部末期,铁道部在政治诉求与其内在作用减弱的共因下被归并,结束了铁路专管的时代.

部制的建构则从人事层面、机构层面及法制层面梳理了铁道部在部制建构上的努力与成效.具体而言,人事层面上,铁道部建构人事科、育才科、劳工科及路局人事股负责实施人事管理,编定各机构的员额、制定员工薪资、福利及人员管理制度.但人事管理机关仍比较复杂,路局人事实难控制,局长用人仍为常态,机构层面上,铁道部 机构要者有四司二厅、地方机构要者有直辖国有铁路管理局、路警管理局及附属的交通大学等.通过一系列组织创设,形成了自上而下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保证了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行.但组织体系过于庞杂、职权不明、权力分散,分处制的路局管理模式弊端明显,法制层面上,铁道部建构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铁路法制体系,既有铁路方面的基本法,也有铁路诸方面的规章制度,较之以前既有量的堆积,也有质的飞跃.但铁路法制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没能有效发挥作用.

部制的效益从铁道部实施的旧路整理与路工规划及建设两方面进行考察.铁道部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恢复几乎濒临破产的铁路.为此,孙科制定了“管理统一”和“会计独立”作为整理国有铁路的原则.铁道部在改善管理制度、发展与扩充铁路业务、整理债务、路线整理等方面进行了尝试.经过初步整顿,铁道部管理权力有所统一,铁路运营有所改观.但铁道部的权力整合与部制效益也受到其它部门和地方势力的抵制,利益问题是促动因素,路工规划与建设上,孙科提出了庞大的《庚关两款筑路计划》,随着国内外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变化,铁道部也微调了铁路建设的规划.张嘉璈时期,战事临近,为适应国民政府的战备需要,制定了“五年铁道建设计划”,乃铁道部政治目标超越经济目标的体现,当然也为近代中国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铁道部的创建给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带来了一丝曙光,推动了近代铁路事业在管理效率、路工建设及经营效益上的发展.铁路作为开发富源的先锋,培植政治力量的利器,树立国防策略的首要工具,在铁道部时期带动了近代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出现工业的“黄金时代”、提升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负担起铁路备战与抗战的历史使命.

铁道部最终因战时统制需要及其自身地位削弱的缘故被裁并.铁道部的裁并不能说是其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使然.铁路专部制的终结,并不表明铁道部的创建是失败的,但亦不能用成功言之.对此,只能用历史的眼光进行考察,方可得出恰当、适中的历史定位.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不能做出简单的选择,发展与不发展才是对其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第四篇铁路职工教育论文范例: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农村职业教育是当下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关注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回溯,但是目前学界尚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即试图对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农业学校教育(以下简称“农业教育”)进行梳理、评析.

论文从职业教育的意义、目的和范围三个维度,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梳理与辨析,发现近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存在“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笔者认为应从“实然”层面理解职业教育的近代内涵.进而推演出近代农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农村职业教育针对农村,因而以农业教育为主,而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因此,本研究的内容就是职业教育四类型中的农业教育,三形式中的职业学校教育,即论题:民国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研究——基于农业教育的分析.

论文将研究范围内农业教育的发展分为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抗战及内战时期四个阶段,并回溯清末农业教育的发展,以便前后衔接.每个阶段主要从农业学校的设置与修订、农业学校课程与教材、农业学校师资、农业学校经费、农业学校与学生五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就以上各方面做前后的对比,标明特异之点,给予简要评价,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希望这样的尝试对后继研究者有所帮助.

第一章,笔者提出“癸卯学制”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学制系统,但是并不适用于农业教育.初等农业学堂与中等农业学堂之间不存在断层现象.开设课程适当融入了一些具有本土性的课程,一律没有读经课程.清末采取了延聘外国农学教习、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农业再回国办学和设立农业教员养成所三种方式培养农业师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农业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款、官员富绅出资和适当收取学生学费三种途径,其中官员富绅出资兴办较为普遍.初、中等农业学堂数和学生数有了较快增长,但是作为实业教育的一部分,在整个教育系统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少.

第二章,笔者认为“学堂”到“学校”称谓的改变,可以看作是新政府为了与前朝“划清界限”的一种姿态,但实际并无改变.而从“初、中等”改称“甲、乙种”则有实质性的变化,即意在打破农业教育系统,割断各级农业教育的联系,但在事实层面很难办到.从“壬子癸丑学制”始,高等农业教育从职业教育体系中分离出去,农业教育限于中等以下.该时期缺乏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本土性农业教材.师资仍然沿袭清末的培养模式,以农业教员养成所为主.农业学校教员人数,多于同期工、商业学校教员数.农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府、农会、私人和学费.该时期实业教育经费在各中等教育中所占比重最低,但以生均教育经费计算,则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农业学校经费数高于同期工、商业学校经费数.

第三章,笔者认为本期农业学校设置“自由度大”的原因,一方面是对之前学制存在问题的修正,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庸”之道的体现.本期首次拟定了农业学校课程标准,同样体现“自由度大”的特点.出版了一些农业教育教材,但是并未改变农业教育教材难觅的局面.“自由度大”的特点在师资培养上也得到体现.但是这种看似自由度大的规定,事实上是承认了之前学制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方式,不做任何改变.该时期职业教育岁出经费数占整个中等教育岁出经费数的比重在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1922年新学制后,普通教育职业化吸纳了本该直接投入到职业学校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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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本期农业学校设置与“壬子癸丑学制”如出一辙,这是对于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的一种“规避”.农业学校设置以立法的形式呈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能高估,它不过是民国法律架构的一小环.首次有了部颁农业教育各科课程表,对于提高农业教育水平不无帮助,但是仍无课标.主观上的不作为是主要原因.终于有了部订农业学校教材,并且在职业教育各科中数量最多,但是仍有不少学科无部颁教材.农业教育师资问题正随着整个职业教育师资问题逐渐解决,但是效果还未显现,抗战即爆发.农业教育经费来源在制度层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挽救因“壬戌学制”职业教育普通化造成的中等教育严重失衡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扩张职业学校的措施,但是中学“独大”的状况并未改变.

第五章,本期农业教育在制度上为适应战争需要,做了微调.依然沿用1933年的类课标.组建了专为编辑农业教材的“农业职业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且融入了奖励机制.这种机制对农业教材的编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师资问题受到重视,并在实际层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教育经费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战时公费制度刺激了职业学校的发展,但是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之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原因一方面在于承诺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无法落实,另一方面在于普通教育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

第六章是对前五章共性问题的探讨.先从农村经济的角度探讨了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主要从农民、农业和农村三个维度展开.笔者认为农民与农业的需要,使得农业教育成为必要,农村的状况为农业教育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分析应建立在排除“农业破产论”这一“歧路”的基础上.职业教育“重农”与“重工”论争是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又一歧路.笔者对这一论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希望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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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笔者试图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对《教育与职业》(1917—1949)杂志全208期共3139篇文章进行数据,从计量的层面分析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特点.主要关注“农业教育”和“农村教育”两个维度,从文章的数量、年代分布、介绍国家和介绍中国省份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用数字表明:民国时期农业教育“质”“量”兼备;民国时期农业教育“与时俱进”;民国时期农业教育“内外兼顾”.前面单纯的研究民国时期农业教育的发展是无法得出这些结论的,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这样实证研究的意义所在.

第五篇铁路职工教育论文范文格式:国民党 民众训练机构研究(1927-1938)

论文首先详细论述了国民党从北伐开始之前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民众运动的不同态度,指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之后,国民党越来越注重民众运动,意识到民众中蕴含着伟大力量,是推动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在北伐进行过程中,由于国共两党对民众运动的不同态度,以及国民党自身对于民众运动掌控能力不足导致国民党上层逐步改变了对民众运动的态度.论文紧接着指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从积极支持变为竭力控制,力图将民众运动的规模、范围控制在自己手中.

论文然后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民众训练机构的发展和演变,指出大革命时期的工人、农民、商人、妇女、青年五部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 民众训练委员会、国民党 训练部等机构.论文认为随着国民党对民众运动态度的变化, 民众训练机构也随之变化,而且国民党 民众训练机构中所谓的“训练”,论文认为是使受训者(民众)接受国民党的 ,成为国民 独裁统治下的顺民.论文指出国民党 民众指导委员会阶段仅仅是国民党 民众训练机构的过渡阶段,没有太多可以着墨的地方,而国民党 训练部阶段和国民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阶段是在国民党基本确定训政之后,这两个阶段是与国民党训政时期要求训育民众成为三 义的忠实信徒这一宗旨相对应.

论文随后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的历史背景下,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对日态度发生较大改变,国民党在此时也改变了对民众运动的态度,提出要依靠民众、发动民众,发展民众运动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论文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的历史关头,国共双方再次合作,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态度变化是国民党正确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论文最后指出,国民党 民众训练机构的发展演变只是机构上的变化,国民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并未随着机构的变化发生质的变化,因为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不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然不是,其党内政治派别众多,而且国民党政府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党治政府,党部的权力并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最终导致不管其 民众训练机构如何变化,但是国民党政府并不能真正地掌控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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